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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动岁月：“大跃进”50年回首
国际质疑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源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虽然对一些具体做法和指标表示怀疑，但总体上苏联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持肯定态度的。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做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甚至赫鲁晓夫也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对于“大跃进”，除了宣传报道，苏联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苏联的经济区都承担了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接受中国订单的企业数以千计，帮助中国进行设计的有上百个单位。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已经超过了前期投产的项目。据国家计委统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而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两个协议的规定，苏联就还要帮助中国建设125个企业。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
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在一个专门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应“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
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不宜就此发表意见。政治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国国庆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的演说竟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影响。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波特赛说：“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朝鲜则在“千里马”运动中大量合并农业合作社，并仿照中国建起了群众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就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言，似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承认，北京已经走在了莫斯科的前头。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心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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