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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湖南邵阳县的大屠杀
资江河上漂流的无名尸体
邵阳县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成果”。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烦事，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资江河靠城市这边的南岸上每天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则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币做为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有85％左右的人每月工资为36元，集体企业则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五元，所以这十元钱在当时比较吸引人。
我记得当时正涨洪水，资江河上浊浪滔滔。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而有些水性好且家里有船的就将船驶至河心打捞。位于资江河畔的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残忍的杀人手段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怪，充分展现了杀人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之后，一连几天都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象。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像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事隔多年之后，中国开始“拨乱反正”，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但对1968年邵阳县大屠杀以及道县大屠杀却始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组织人调查平反。邵阳曾有人在市中心邮电局门前的墙上张贴过要求追查杀人罪行的大字报。据知情者透露，此案难查的原因一是牵涉面太广，参与杀人的人太多，从当时县武装部长到大队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及民兵均涉杀人罪行，如果追查，株连太多。自古云“法不治众”。二是由于被害者多是斩草除根，少数幸存者也有如惊弓之鸟，没有人代为申诉，故此这事也不了了之。
但对于我来说，那次大屠杀所弥漫出来的暴戾之气却一直紧紧压迫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几千被残暴剥夺生命的无辜者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一页。
（作者谨识：本稿最初以“沉默”之笔名发表于香港《当代月刊》1991年10月15日，现略作修改。）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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