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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干将李乾忏悔录：我是个罪人
李乾的反思，不仅针对“文革”，而且追溯到“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他说，宽容本应是人人都有的秉性，不幸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中最缺少的元素。“五四”给我们留下的负面“遗产”之一，就是只要认定自己革命，那么，异己的思想要么投降要么灭亡。“主观上是想开启‘科学与民主’的新风，实际上却是延续了‘愚味与独裁’旧例”。言论不宽容发展下去，就逻辑地变成１９２５年国共联手焚烧讨论对俄问题的晨报报社的一把火，逻辑地变成刀、变成枪、变成置异己于死地的“清党”，把对方视为匪、杀无赦，对自己内部异己同样砍起头来不手软，“再后来就有了胜利者把‘镇反’中杀头的数量定为全国人口的０．５～１％”。
李乾认为，这个不讲宽容，认定非友即仇的遗产导演了中国的百年历史，拉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驱导我们在任何领域内都走上“斗争哲学”的不归路，一走就是一百年。文革是这个遗产的又一个大注脚，“１２·５”事件是其中一个小标点。
与别的忏悔者或许有所不同，李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作为“１２·５”事件主要责任人，不仅仅要跪下来忏悔，更重要是要站起来思考。他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致何儒非的信中比较了东方与西方的反省：《罪与罚》是“一朝失足，终身悔过的东方文化的反映；而美国霍桑《红字》却让耻辱标志有了全新含义，表现的是超越和升华：犯了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之后，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新人”，“这才是更合乎人性”。
他认为，当时有些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写的时候想稀里糊涂也不行了”。其结果，就是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罩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１２·５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
革命与犯罪，精英与法西斯
北京历史学者陈小雅读到这本书后，情不自禁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在柯捷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时，应李乾要求，陈小雅将之作为书的序言，题为《革命与犯罪》。
陈小雅指出：在青年毛泽东时代，许多人是因为犯了“罪”才投身革命，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却是为“革命”才去“犯罪”的。
她一一指出了作者沉痛反思、难能可贵的思想结晶：革命的权利并不等于杀人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以“文革”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并不能给多数人带来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证；毛泽东在利用青年的热情无知，去进行冒险的“社会实验”时，并没有为他们上“保险”；而导师关于为革命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人的生命的“教导”，则无可回避地充当了“教唆犯”……等等。
陈小雅以其敏锐，从以身在精英学校为荣，看出李乾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把邻校一帮曾有等不法行为的青年视为“流氓”。
徐海亮也感觉到了，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你和他们（被枪杀者）双方的悲剧，里面有何更深的内在冲突？柳英发有强烈出身反差感的问题，是否在两个学校两派冲突里有深层的驱动作用？这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
李乾在给何儒非的信中，看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但他的口气中带有自我辩解：
为什么“１２·５”事件会发生在最负盛名的实验中学？这个问题恐怕困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我回答一个人的提问时说的一句话：“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这里的“比邻而居”四个字是关键……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革这个没有了任何束缚的环境，发生剧烈的对撞是不是一种必然？……区别在于如果不是他们先打过来，我们决不会主动去找他们的事，而他们则是把暴力当作目的本身。区别还在于我们草菅他们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会受到极大的震憾，会有深刻的反思和对自身的超越。他们则几乎不可能……
陈小雅犀利地解剖了“精英意识”：面对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悬殊，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主宰，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犯罪主人公认为，应该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人”主宰；而杀人，则是“一劳永逸”的改造方式。“世界上有很多伟人都是刽子手……他是因为要推动历史所以要杀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百姓，就说你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你要作为伟人的话，你不能在乎杀个人，这是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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