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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干将李乾忏悔录:我是个罪人

作者:changhong 来源:长虹世界网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14日 点击数: ( 字体: )

  网友莫安德说:李乾比遭人陷害的基度山伯爵更加不幸,“向谁去复仇,连复仇的对象都没有,因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是那场浩劫,是那场浩劫的制造者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制度”,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我们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无能为力,既无法铲除给善良人们带来浩劫的毒瘤,也无法改变生出这个毒瘤的土壤,“这才是这一代人真正的悲哀所在”!
 
  并非没有批评意见。自称“永远的小人物”、当年红十月宣传队的同学朱丁就感到不足:“书稿中好像很难看到触及一些根本性的、深层次方面的问题……口口声声‘革命’、‘路线’、‘造反’等等,感觉得到,为当年的风光,你至今仍很陶醉、很自豪”,“有时是否该跳出来一下?从国家到个人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原武汉钢二司常委、也曾坐过三年牢的谢保安也告诫他:“仅仅归结于年轻、幼稚、不成熟,这与你多年的痛苦经历所应该换来的反思似乎还不相称。对于生命的敬畏和认识应体现出与你今天的智慧和人格相对应的高度。”
 
  一位名叫恽仁祥的老人,很不满意他对“文革”的否定:“全书基本内容是揭露文革期间人民监狱的阴暗面”;“跳出个人得失看问题,我想您可能就不会这样写”。根据资料,恽仁祥“文革”中在国防科委一研究所工作,1974年1月给江青写信要批林批孔材料,江青回信,“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并送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各100份。
 
  另一些人,从呼唤人性的角度强烈批评李乾。一位叫袁佳的朋友尖锐地说,“非常反感”李乾的书:“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自恋的成分,而对该事件凶残犯罪的实质缺乏应有的反思”。“难道你为了追求心中的革命理想,为了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表白你对领袖的忠诚,就可以提着枪一夜之间去杀害无辜的生命?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尽管这其中有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但你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犯罪就是犯罪,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另一位网友也斩钉截铁:任何时候,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蔑视生命是最大的恶,珍爱生命是最大的善。如果我们是那两个所谓“小流氓”的亲人,请问你如何评价李乾所遭受的苦难?
 
 不再是只有控诉没有忏悔
 
  多年来,谈到“文革”暴行,人们听到的都是控诉,很少听到忏悔。有人质问:人人都自称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呢?网友“idol1980”说:经常听人在评价日本人时说不反省的民族没有前途,我们自己反省过了吗?谁为“文革”道歉?谁为“文革”下跪?
 
  普遍的选择性记忆,使人们不能将对“文革”的反省深入下去。今天,人们却看到了敢于忏悔在“文革”中犯下杀人罪行的李乾。李乾所阐述的看法,人们可能见仁见智;但他的忏悔精神,却使他赢得近乎众口一词的敬佩。
 
  网友秋丽认为:无论从什么历史背景、大环境为李乾当年的行为作解释都是苍白的,都不是剥夺人命的理由,“杀人,是不能被饶恕的”,但我“看到了李乾的痛悔,看到了李乾的向善”,“他原本就不该是刽子手”,李乾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江说:李乾书稿“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作者扛起巨大苦难的刚强——他是做错了事情,他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没有趴下,他在反思,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网友向旺明说:“文革死过那么多无辜者,真正能反思的加害者,仅李乾一人”。另一位读者说:他受到震撼,李乾“敢于把活生生的自己放在解剖台上,用犀利的文字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用至诚的语言忏悔和反省”。
 
  网友家良写了一篇短文,说李乾当然有罪,但“法律已对他作出了裁决,他用了青春的代价去赎罪”,李乾在灾难性打击中没有倒下,几十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理,“这在同时代人当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来”,“时至今日,又有几个负有直接责任者站了出来,能把当时的历史场景复原在公众面前”,让人们去评说?
 
  他将这篇短文题为“李乾是条汉子”,一语既出,众表赞同:“是个硬汉,更是个强者”,“一个让人敬佩的热血男儿。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这部悲剧的整个过程中折射出了个人坚毅、执着的人格魅力”。
 
  引人瞩目的是,围绕李乾书稿,形成了一个反省的群体,其中有李乾的高中同学何儒非,还有一位原武汉三中学生造反组织骨干,后来被当成“三种人”坐过几年牢的谢保安。谢保安在网上几次长篇发言,认为:作为文革参与者,作为当时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很有必要对自己、对那段历史作出深刻反思,而不是仅仅把自己作为那个时代的被动受害者,因为被裹挟,被误导,而一味地去为自己解脱。他认为,李乾为研究“文革”教训提供了最直接的案例,这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谢保安披露,事件发生前的一些流行提法,如“武装左派”和“建立第二武装”,直接导致抢枪和武斗事件,导致对无辜生命的漠视和屠杀;对“群众专政”的怂恿更助长了群众组织中无视法制、无视生命的暴力倾向。
 
  这些口号并非如后来在清算造反派时所说是“无政府主义产物”,恰恰相反,这些设想正是出自“伟大领袖”,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东湖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就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夸奖了在水电学院修建的武装工事,一再要去参观。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当时的造反派都头脑发热,加上地方要员投毛所好,主动向造反派献媚。据称当时15军主动向钢二司提出“武装左派”,帮助安排钢二司从军械仓库“抢枪”。造反派在那种热昏状态下做出许多荒谬决断,李乾杀人正是其中之一。
 
  李乾同意谢保安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反思不能要求先决条件。“无论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是否得到公正的说法,我们都应该反思自己当年错误的行为及思维”。当然,反思历史问题,不能脱离历史。
 
  “文革”中武汉死于非命者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最保守也是以十万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为数多少?难道不该呼唤更多的当事人站出来,对受害者深深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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