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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干将李乾忏悔录：我是个罪人
滔天的罪行得不到有效的清算，这是许多文革余孽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蛰伏后，又重新活跃，尤其是在网络疯狂为毛泽东招魂，为文革翻案的原因所在。文革干将李乾是个例外，因为他被清算了，因而开始了忏悔。
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夜。武汉市武昌的一处民房。“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枪声，随后是撕心裂肺的哭喊。片刻后，另一处民房，又是一阵枪声、一阵哭喊……
后来这被称为“１２·５事件”——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１８岁的武昌实验中学初中学生、刚上任的校革委会委员李乾，策划和指挥一批学生，深夜来到２２中两名初中学生孔威、傅强的家中，开枪将他们击毙，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致残，“行刑队”中也有两人中了流弹受伤。
十天之后，李乾等人被拘捕；１９７６年７月，他被法院判处２０年徒刑，同案中二人被判８年、５年徒刑，其他人免于刑事处分。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３６岁的李乾因表现好减刑二年出狱。他将自己杀人、坐牢的经历，写成了一部３０多万言的书稿《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通过网络传播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在这个事件快４０年时，他自费印刷一千册赠送师友。
一个杀人者的心路历程，震撼了许多人的心。而围绕这一事件和他的反思，讨论的声浪也一波一波升高、扩散。
“文革”高潮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毛泽东所书。一墙之隔的２２中却是一所“最末流的学校”，“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李乾这么说。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４日，校革命委员会成立，锣鼓喧天，同学们突然发现曾放火烧毁该校办公大楼的２２中学生庄洪运混进来，不知要干什么，便将他扣押起来。２２中学生闻讯赶来“见人就打”，将庄营救了出去。
第二天晚上文艺演出，校门外聚集大批陌生人吵闹着要进来。与李乾同一派组织的２２中学生符军等人来报信说：“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２２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
情况看来危急。负责安全保卫的革委会委员李乾和校革委会、学生组织其他负责人紧急商议，越来越多同学也集中起来严阵以待。
直到夜深演出结束，没有出事。有人报告：孔威、傅强等人也离开２２中回家了。这边摩拳擦掌备战的同学也松了一口气。正在这时，有人激动提议：“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随后更激烈的主张也一下冒出：“就地打死算了！”
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这些毛头小伙子七嘴八舌地列举２２中“流氓”的劣迹，情绪开始升温：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烧了我们办公大楼，打伤高三学生；还绑架支持造反派的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北京南下串联的女生耍流氓，抢劫建设银行……“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有同学引用《文汇报》社论说：流氓的挑衅“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这样做符合斗争大方向；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列宁语录：“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眼下公、检、法瘫痪，流氓猖獗，只有我们来管了！
李乾后来回忆，当时自己对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他慷慨激昂地引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有高三学生说“不同意打死”，马上有人用不容质疑的口气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决定要干，又讨论选中四个处决对象：“流氓团伙”为首的孔威，“狗头军师”傅强，打手“哼哈二将”庄洪运和丁洪宝。当时很多学生组织都拥有枪支，他们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和各组负责人，落实了当晚行动中谁持枪、谁带路。
出发前，李乾心中涌起一阵焦虑不安：处决四人，是否太多？他找到比自己大三岁、政治上更成熟的高三同学何儒非、柳英发。何是新成立的校革委会副主任，柳是湖北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勤务组中唯一一个中学生，他们同意他减掉庄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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