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也有假：鲁迅茅盾电贺红军

三、不可能由鲁迅执笔或过目

 

此信的发现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但惊喜之余，客观地冷静地琢磨，发现此信不可能由鲁迅执笔：

 

1、从这封信的文风、文体、风格、用词习惯看，它不可能出诸鲁迅手笔。把“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中苏”，会出现在鲁迅笔下，简直不可思议！信尾呼上几句“万岁”，鲁迅决无这种文体习惯。

 

2、当时，鲁迅已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他周围还有一个中共中央特科的吴奚如，但吴奚如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后，还没有重新建立。鲁迅从哪里能看到信中所说的这么多党的文件？不少人油然想到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信箱，能免受国民党特务的检查，可收到法国寄来的中共在巴黎办的《救国报》。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就曾刊载在《救国报》上。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他“大约在十月下旬”，在史沫特莱那里的一张1935年10月1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才读到《八一宣言》，没有读到其他文件。而且，据夏衍说：史沫特莱是实行“内外有别”的，她那里即使有某些党内文件，也不给平时关系密切的茅盾看，因茅盾那时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鲁迅也是党外的，她当然也不会向鲁迅供应党内文件。何况，那时她自己也得不到中共的文件。信中所举的文件，笔者在厚厚16开两大册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中央党校编的三大册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78年重新整理版，以及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都只能找到《八一宣言》，而无其他文件。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在没有任何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怎能读到周扬、夏衍都读不到的文件？特别是那个“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是指的什么文件，笔者请教了几位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专家教授，都说不知道。鲁迅倒知道，而且还“读了”，这可能吗？从信中提到的三个文件，也可证明此信不可能是鲁迅执笔的。

 

3、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过一二份报，怎么可能像信中所写那样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鲁、茅都是文化人，怎么信中一字不涉及全国文化界的动向，特别是上海文化界的动向？这也使人疑虑：此信怎么会出自鲁迅之手？

 

那么，会不会是别人代笔、鲁迅过目呢？也不可能。笔者以为根本不应考虑“别人代笔”的设想：第一、1936年3月，鲁迅没有卧床生病，茅盾没有离沪去外地，何以要请别人代笔？第二、这是极机密的事，在白色恐怖下，走漏消息会遭杀身之祸，因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鲁、茅不写要找人代笔？第三、万一出于某种需要（如时间紧急），必须别人代笔，鲁迅过目，鲁迅一定也会要茅盾过目，至少事后也得把内容告诉茅盾，而且他们又是经常见面的，但茅盾坚持说从无这样的事。

 

四、茅盾谈到此事坚持两条底线

 

茅盾是这封信的两位署名者之一。那么他是怎样谈这封信的呢？

 

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1976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说：“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茅盾在1984年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中说：“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由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这时我们已走到楼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我因为还要到别人家去‘拜年’，就告辞了。后来因为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猜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茅盾在一些文章、书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封信，内容大致和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相似。茅盾并不否认有过此事，但情节大都根据冯雪峰所言和《大事记》所载编成，而和已发现的这封信的情况出入很大：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说是电报，现在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此信却明明写的是“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记祝词只一句话，这句话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象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但还赶紧加上一句“这是猜想的”；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记把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发出的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此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从以上几点看来，茅盾的这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诸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照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那么，茅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鲁迅、史沫特莱确曾发过这么一个电报，只是忘记告诉他了吧，他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就否认此事呢？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这封信的唯一存世的当事人，为了顾全大局，他也不能对此事“一问三不知”。他认为顺着权威的冯雪峰的说法和权威的《大事记》的记载去说，总不会错的，也就这么说了。

 

然而，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过电文原稿”，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坚持这两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