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人本：胡耀邦与中国民情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个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这又可以从他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陕西，那时中国经济刚从三年大饥荒中喘过气来，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经济思想及其后果还继续发威。毛的经济思想，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成为不断加码、任意抬高指标的经济机器的原料。陕西虽然饿死人没有安徽、四川、甘肃多，但也受到重创。胡到陕西以后，除了对过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头三项”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为本。比如，他请示国务院，把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购目标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他们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对陕西省从大饥荒下恢复过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刘澜涛批斗时，下去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有一句话，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这个“肥了”就是农民的收成好了，经济有了恢复。

 

　　胡“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在他做了中共总书记、有了更高的平台以后，就力图在全国推行。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个与很多人观点不同的观察，我确实看到，在中共队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义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义者越多；越往后来看，功利主义越主导。在这个从理想到功利的转化上，最早指出这种趋势的——当然不是对中国而言，而是从革命的整体趋势来讲，是德国的一位大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8年，俄国革命正处于进行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刚拿下政权，韦伯就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种大革命在它的初期，当然会提出很多的理想主义来宣传鼓动、争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后，你不能老是指望这些革命者、组织了革命的团体，还会把理想主义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韦伯指出，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转向功利主义，因为参与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处。就像在古罗马时代，你要让军团征战的话，理想主义的口号是传播罗马文明、为罗马争取荣誉。越往以后，鼓动罗马军团的动力就是，你打下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王国，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块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黄金、多少实际好处。所以韦伯就说，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他们稳固了政权、掌握了行政机关，他们将会越来越把为自己谋得实际功利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韦伯的这个洞察，当然也适用中国革命。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而后来他们越来越成为次要力量，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荣华富贵的动机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却从来没有消失，尽管越来越少，而胡耀邦是越来越少的理想主义者中一个坚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们，从一无所有的造反者变成领导人、手握国家机器大权，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主要为自己和全家谋利。他还保留着早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那种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最穷苦的人谋利益，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当上自己命运主人的理想，他没有淡忘，更没有背叛。在这一点上，胡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从他触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认真推动对腐败和特权的制约，发起“人道主义”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政策讨论，从他触及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问题，每一桩他所经手处理的富有争议的大事上，都体现出来他心中所信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为更多的人带来公正，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参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他同身边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功利主义者无法和谐、相安无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报3月29日据此发表重要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邓力群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毛主义者眼里，富民是多么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职，是中国执政党里的理想主义之重挫。他逝世引发的政治悲剧，不仅标志着具体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比如赵紫阳，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几乎是终止了中国执政党领导层中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掌权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时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与民之约”——要为建立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而努力。当然，这其中有乌托邦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价值成份。

 

　　那场政治悲剧距今已经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权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把攫取实际功利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这样的唯利驱动，在过去二十年中，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部门，进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领域。

 

　　今天，为数不多的人还抱有真诚希望，在中国执政党、中国的体制内，能够还有人保留当年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普世价值成份。虽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一个现实的政治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实际利益的瓜分，但是一个有前途的政治、一个有明天的政党，必须在执政过程中有一些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做包装，而必须是执政党中一部分官员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两个代表，能够成为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多官员真信真做的，那么，国家机器及其官员队伍与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才会递减，执政党的法统（legitimacy）才会从目前的稀薄状况，越来越可能递增和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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