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为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

 

探索进行国企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他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工业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使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和措施，并选择100个单位作为第一批试点。

 

当时，我作为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非常赞赏并积极支持赵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需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以电养电等。同时在省委确定的广汉、新都、邛崃三县的农村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进行了县级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试点企业效果十分显著，据84户试点工业企业统计，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3.01%、6.89%、4.81%。商业系统试点企业商品销售额、利润总额、上缴利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6.39%、6.69%、4.71%。做到了国家多得、企业多留，国家所得大于企业所留。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带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实践证明，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大会、发号召、下指标，是不行的；仅仅停留在穿针引线、挂钩搭桥，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具体问题，作用也很有限。……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政策上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财权，才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某些政策措施，就短期来看，或者就局部来说，是减少收入的因素，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就全局来说，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源的增加，最终体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样，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时，从表面看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让出一块给了企业，但由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水涨船高’，不仅可以补偿让出的一块，而且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积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一步，正是为了进两步。”我强调：“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见“论开源”一文，原载1980年《经济研究》第7期）这期间，我在全国性刊物和《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国企改革，阐述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赵紫阳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国企改革试点经验时说：“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这些问题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二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他强调，要使改革健康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赵紫阳清醒的认识到，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引文原载198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 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

    

1980年初，赵紫阳调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他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总理。

 

起初邓小平让赵紫阳当总理，赵并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当总理真可谓难矣。特别是在那时的中国，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国家，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要当好总理则更为不易。1980年初，当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曾到邓小平门上再三陈词，请求不要让他来北京，理由是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勉励他说：“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在实践中锻炼，会把工作搞好的。”又说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才20多岁，知识也不多，不也干得挺好嘛，关键在善于学习。赵紫阳再不好推辞了，只好走马上任。这一段话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后，向赵紫阳请教时，赵告诉我的。

 

赵紫阳不辱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总揽全局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时，正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赵紫阳面临的任务繁重艰巨，他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开辟光明的未来。他在日理万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时，始终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稳定。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开放，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粮油购销、劳动工资制度和物价体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等，都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划、稳步推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国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的试点，以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了 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五谷丰登，人民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调整价格体系，涉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九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痛定思痛，深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针，被称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他尖锐地抨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这时的邓小平确已看到了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弊端，是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