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屏蔽的人：毛邓特别关注的“典型”吴满有

 

中共新富农政策的“标杆式人物”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家致富也会引起非议。因为吴满有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已经属于富农。有人致信《解放日报》提出疑问：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内容，究竟是鼓励农民努力劳动，还是提倡富农方向。为了回答这种质问，进一步为大生产运动扫除思想障碍，《解放日报》发表了复信。复信明确指出：“当前需要发展富农经济，同时要保护雇农，这同政治上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两回事”。吴满有是新式富农，又是党员，同旧式富农有本质区别，他是“革命的富农”。对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党风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残余。复信指出：“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民粹主义的幻想就是叶青之流的反动欺骗，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党的新富农政策的确经过了一个从提倡、鼓励到限制、消灭的转变过程。按照党的土改政策，在新起点上生产发家的新富农应该是农村发展的方向。毛泽东通过吴满有，深化了对新富农的认识，为党中央制订新富农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在谈到新富农时，把吴满有作为典型提出要保护，吴满有也由此成为解放区新富农的“标杆式”人物。在一系列党的文件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抗战后，由贫农、中农上升，朝着吴满有方向发展的新式富农，必须把他们看作基本群众（他们在政治上与旧富农有根本区别），不得‘调剂’其土地，或用任何方式侵占其财产。”

 

在太行前线工作的邓小平也关注着吴满有式的新富农。1944年11月20日至12月7日，太行区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盛况空前的“太行第一届群英会”。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特别提出倡导吴满有方向，让贫的变富，富的更富。他在讲话的最后对吴满有方向问题做了解释，响亮地提出了实行吴满有方向，我们各位劳动英雄了解得更好、真正懂得这个方向的正确，我相信经过各位领导的倡导，吴满有方向的普遍发展，根据地新民主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是不成问题的。

 

一介农民，能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在谈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时特别关注的“标杆”式人物，20世纪仅吴满有一人而已。

 

延安艺术家竞相创作的对象

 

吴满有红了，成了艺术家们竞相创作的对象。

 

1943年2月6日，春节刚过，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座谈会，模范农民吴满有、模范工人赵占魁、模范机关生产者黄立德先后报告了翻身、生产的情况。与会者都很激动，诗人艾青即兴写了“欢迎三位劳动英雄”的诗。艺术家们一致表示，要接受劳动英雄们让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着手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

 

座谈会后，艾青来到吴满有的家，同吃同住，体验生活。3月9日，《解放日报》整版发表了艾青的长诗《吴满有》。这是一首用陕北通俗口语写成的民歌体叙事诗，将吴满有描写得栩栩如生，亲切自然。

 

长诗的最后，还附有艾青1943年2月17日写的一则后记。艾青写道：“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吴满有的感受力，是超过一般普通农民的。他随时给我们补充或改正。”“当念到‘人们叫你老来红’时，吴满有非常不喜欢‘老来红’这称呼，他说：‘叫我劳动英雄，我高兴，叫我老来红，我不要。’因为劳动英雄是光荣的，这是他好多年受苦换来的：老来红是暴发户，是侥幸的结果，他不是‘老来红’。直到我问他‘还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写光了。’我的朗诵才算结束。一般地说，农民欢喜具体，欢喜与他直接相关的事、欢喜明快简短的句子，欢喜实实在在的内容……”

 

后来成为中国新版画大家的古元，在抗战时期也创作了描写吴满有的版画作品——《向吴满有看齐》。解放区的烟厂，曾专门生产过一种“吴满有”香烟。延安的秧歌队出现了“吴满有秧歌队”。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明星”，毋宁说是选择了他作“明星”。

 

经过媒体、文艺作品宣传的吴满有出了大名，那些宣传他的人也与之结缘。《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因报道吴满有受到毛泽东的三次接见。《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李锐也因为执笔“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得到召见。作家王实味曾在1942年10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心情极为痛苦，希望能到吴满有家里过一段安静的生活。1944年，丁玲的会客厅里除了悬挂毛泽东、朱德的油画像，还悬挂着吴满有的画像。作为一个农民，让丁玲如此顶礼膜拜，足以说明吴满有当时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