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原因何在？

运动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

 

　　作者从上面谈到的三个方面对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总结，考察它是否达到了当初设想的目的。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运动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虽然一度急剧、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暂时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但下乡的知青最后都回来了，而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回去。从长远看，运动非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令问题更加严重。北京在1979年至1980年两年间需要安置80万青年就业，但如果没有下乡运动，这个数字只是32万，因为17年前北京出生的人口是32万。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很多扩大就业的方法和机会，比如缩减第三产业，取缔个体劳动。另一方面，还助长了既不适应经济需要又非常不平等的招聘制度，即单位职工退休，由其子女接替岗位的顶替制度，以及由单位负责招聘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归口包干制度。这不但在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方面是有害的，而且非常不平等，使工作岗位成为世袭。

 

　　有人说，下乡运动毕竟对农村发展有促进。但事实是，大部分知青是在不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充当农村劳动力，与农民争地争口粮。少数知青开垦荒地算不算成绩？可能这算得上是一种小小的功劳，但它是以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为代价取得的，而且造成了生态平衡方面的长远问题。

 

　　从政治方面看，运动达到了把红卫兵驱赶出城的目的，他们人数众多，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风雨，因而桀骜不驯，是难于控制和驾驭的力量。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毛泽东作为“魅力领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又一个顶峰。但是，从长远看事情就未见得是这么回事。被放逐的红卫兵产生了“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时就利用我们，不需要时就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怨言，农村极度落后的现实使他们对从课堂和教科书上得到的“制度优越”的观念发生动摇，农村控制力度不如城市的条件使他们的不满和异端思想广为传播。所以，当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571工程’纪要”时，不少知青对其中的下列说法不是感到愤怒，而是产生共鸣：“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意识形态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宣称的目的是要让青年学生思想革命化，通过农村的劳动锻炼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和农村生活的具体条件粉碎了青年们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辞，绝大多数知青在心中完全否定了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的理念。为了争取较好前途的生存竞争异常严峻和残酷，入党、参军、当典型、上大学，特别是调回城市，都需要“表现”，但条件是单一的（由以前的“红”和“专”变为政治挂帅）、不公平的（不是根据埋头苦干而是取决于家庭背景），这导致了普遍的虚伪、口是心非，干部掌握知青命运的现实助长了阿谀奉承和贿赂腐败的风气。如果说运动的初衷是要培养忠诚、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那么结果是适得其反。

 

失落的一代？

 

　　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把知青一代称为“失落的一代”，他有点担心会引起这一代人的某些不解、不快甚至反感，但他强调这个称呼非但没有贬义，相反还是相当贴切的。是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个1968年在巴黎参加过“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这个“老外老三届”对中国的同代人一定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还能从这个称呼中感受到一位有思想的研究者对上山下乡这一空前巨大的历史性事件中蕴涵的悲剧性的洞察。

 

　　这一代人的突出特点是思想的独立性和理想的失落，“别再奢想这一代人会毫不犹豫地追随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对红卫兵的镇压和林彪事件使他们学会了对崇拜的政治偶像及政治理想提出怀疑。下乡运动中他们直接体会到了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主要是指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称为“耽误了的一代”。虽然他们当中有极少数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获得进大学的机会，也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自学、夜大、电大的方式成材，但必须承认大多数人确实被耽误了，这导致他们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一直处在不如意的状态。

 

　　当然，知青一代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获得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独特的经验，这是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人无法得到的。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大公无私”的说教，对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中“左”的路线，对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对以告密为手段的竞争方式，有特殊的敏感和反感；他们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要求，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化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