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 

 

　　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红卫兵首先是在中学里产生的。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月二十四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许多中学内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寄给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回信。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一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包括不少无法无天的坏事，只要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仿佛就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 

 

　　毛泽东这样支持红卫兵，不仅因为他认为学生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