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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五）第二次思想解放，回到马克思主义
其实，这个“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的论断，决非新论。
请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吧：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封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再请看十月革命之前，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论述吧：
“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目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觉悟的工人……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像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列宁《国家与革命》）
……
习近平、薄熙来们：你们应当清楚，你们之登上权位或富可敌国，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奋斗而是因为你们父辈的奋斗，尽管老一代共产党人几乎无一人是为了自己个人及家庭的升官发财而投身革命的。然而，革命异化了，革命政权异化了，革命的家庭也异化了。这种异化就发生在“打江山、坐江山”这种被中国造反农民数千年视为天经地义的逻辑上。尽管你们的接班较之金正日有着五十步笑百步的宽慰，但这种政治文明之鲜明的封建印记，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如果你们有自知之明又审时度势，世界当代史中有两个人却可以成为你们的榜样：一个是西班牙大独裁者弗朗哥为自己的挑选的接班人卡洛斯王子，一个则是被你们打败、但却先于你们而成功转型的国民党官二代蒋经国。
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你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有着亲历和感受，甚至也曾与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共同着命运而被抛到过社会的底层。加之，知识、信息、视野、阅历，也大不同于打天下的上一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是有可能站在毛邓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从而成为让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的新一代。
当年中共打天下时，由苏维埃革命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即由那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次大飞跃。可这是以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这种几乎灭顶之灾的惨痛代价换来的。此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成功，就是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
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左倾的苦头，也开始尝到右倾的苦头了。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腐败，已经和正在动摇国本。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时代的“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若再不临危思变、弃旧图新，改弦易辙，中共的江山，恐将要在你们的手上，上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了。而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如果不最终落实到国家政治制度上，即使你有着100%善良的动机，那也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加残酷的讽刺而已。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拨巨款设立的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中国数百个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院系，竟无一个课题去研究如何将改革开放的基础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点上，竟无一个科系去研究“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这一重大战略性课题，竟然无人得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突破性的结论。更有甚者，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均没有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分权、放权中继续执政、如何在民主转型中通过选举而继续保有政权，作为一个重要的、前瞻的重大战略课题来研究。如此下去，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种国家战略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的万马齐喑、投上所好、言不及义与粉饰现状，实无异于作茧自缚。它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日后被迫面临的制度转型危机中，穷于应付、进退失据、临渴掘井、甚至惊惶失措。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毛的三十年，还是邓的三十年，都是我中华民族在探索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艰难跋涉中，所难以避免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当年能打下天下，是靠彻底清理和排除了左、右倾的干扰之后，才最终走上坦途的。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已经有了六十年执政史的中国共产党，从而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今天要治理天下，也惟有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才可能真正吸取左倾和右倾的经验教训；也才可能在历经了“正、反”两个历史阶段之后，于更高的认识层次和实践层次，去升华并矫正毛的理想主义与邓的实用主义政治遗产中那些积极和闪光的成分，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去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合”的新时期。
写于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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