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扼杀底层知识青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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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暴露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这一点。比如说住房，不管有意或无意，工厂偏偏把河南人、广州人、江西人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彼此生活习惯不同，甲爱吃辣椒，乙爱吃大蒜，方言不通，互相之间话都不讲一句。

这种把人当机器来管理的方式，是缺乏人性的。在这种居住条件下，第二代农民工和原来的生活是断裂的。假如让几个老乡在一起住，他们互相之间能有一个交流，把习惯吃馒头的都安排在一起住，有什么不可以呢？有“组织”有“群体”是否一定不利于管理？目前却是一定要把吃馒头的、吃面条的、吃面粉的、吃大米的人都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住。这个过程中间，不仅仅是一个户籍的问题，而是第二代农民工怎么从农村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社会底层已经形成

“官二代”和“富二代”这种以身份而形成的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基本完成。

东方早报：你最近还在研究底层知识青年和社会稳定问题，请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于建嵘：这个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办课题。今年初，我在接受新华社的访问时，提到了底层知识青年问题。他们把我的观点写成了内参。中央领导看后作出了重要批示，我们社科院就委托我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研究一些现在社会的基本情绪，如有关底层知识青年、艺术青年、社会愤青的意识，以及这些情绪对社会判断带来的问题。

比如个体的袭击事件，“3·23南平校园凶杀案”很明显是个严重的犯罪，但是网络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该杀。新闻评价也有问题，一些报纸写到，记者坐在出租车上，司机说那个学校是贵族学校，非富即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对立的逻辑思维。

“南平案”发生之后，我24号到了福建，我感到那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问题，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反官民问题。反社会心态和反官民心态是不一样的。比如上海“杨佳案”里，其明确目标只是一种人，即穿警服的男人，穿警服的女人不是他的目标。湖南永州“朱军案”，其明确目标就是法官。但是南平案不同，他把目标定为学生是因为学生好对付。所以这两类案件是不一样的。

研究上述社会意识会发现，愤青最大的特点是认为“官民对立”。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愤青一定站在“民”的一边。这还包含了“游侠”的概念，“我主持正义。不管怎么样，只跟“官”唱反调。”

关于南平案“该杀的”看法反映了很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我从南平回来之后，有个国家级的媒体请我去给编辑记者去讲座。我很意外的是一个30多岁的编辑，讲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我认为该杀，因为这些当官有钱的人，他们一出生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就应该为此承担风险”。

这是一种新的“出身论”。如果一个国家级媒体的工作人员有这种想法，就说明愤青不只是底层的愤青，而是整个社会一轮新的对立情绪的产生。这样社会将越来越隔阂，也说明社会底层开始产生，上下分层开始。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恨“富二代”和“官二代”。只要有年轻人当官，群众就马上说“他老子肯定是当官的”。为什么？因为这么年轻，很少有“没当官的老爸能当官的”。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应该密切关心的问题。

“中国梦”的含义

中国梦就是每个人能在民主和宪政的政治体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东方早报：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美国梦。这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您认为，对于蚁族大学生和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中国梦是什么？

于建嵘;我认为，这个中国梦就是经济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能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和公平。他们能在民主和宪政的政治体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个梦想的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已形成的排斥性体制能逐渐消解，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及《百家讲坛》杂志官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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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建嵘答东方早报记者罗晟问来源：东方早报发布时间：2010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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