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以后警觉到不能盲目爱国

背井离乡，难忘乡愁。一首《乡愁》几乎成了余光中的名片。隔海峡相望，其情眷眷如是，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华人情怀，就更能理解了。我读钱存训先生的回忆录《留美杂忆》，觉得这一段颇堪回味：“我们一家在1959年加入美国国籍，因为过去承认‘双重国籍’，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一直到最近在国内某些刊物发表论文，发现在我的姓名前加注‘美国’字样，才知道中国政府因为某些原因，已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在国外的华人不管是否加入外国国籍，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看你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却认为你是外国人，觉得十分可笑。”

 

钱存训先生一家加入美国国籍时，许先生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许先生为《留美杂忆》写的序里说：“我曾在钱先生与钱师母的庇荫下，度过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五年。自从1957年至今，我认识二老已有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亲炙身教的后辈，所见、所闻、所感受，能够十分体会到钱先生和师母爱人如己的德行。”而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许先生说：“以色列人在美国，很多人跟我一样‘双重国籍’。很多以色列的子弟拿以色列护照，也拿美国护照。我拿美国护照和‘台湾护照’。”

 

有一次，我问许先生：“中国留学生当年留在美国不能回中国了，为什么很多人的乡愁那么浓烈？”许先生说：“文化问题。在外面是弱者，或者说孤立，就怀念在家乡如鱼得水的状态，而在外面孤立无助。很多老一辈的留学生，在系里永远打不进去，永远交不到真朋友。我在学校上课，还有老太太们来听课，跑来问我：‘你是开洗衣店出身，还是开餐馆出身？’因此，你理解杨庆堃、杨振宁的感觉吗？我常常跟英时说：比我们早十年的人，替我们扛下了许多过去的艰困，替我们打了天地。早我们十岁的有几个做成教授？学历史的都不教历史，学历史教中文。杨庆堃先生那么能干的教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说：‘我们欢迎你来，你一定以哥伦比亚为荣。’杨庆堃不干了，他说：‘我要哥伦比亚大学以我为荣!’他在岭南大学时已经是系主任了，有美国正经八百的学位。这些使他们受到刺激，跟自己说：‘我们黄人受欺负，必须自己国家强起来，我们才不受欺负。’所以，我屡次跟你讲，你要把你摆到他的时空里去想。”

 

我喜欢杂读回忆录。黄仁宇先生今天在大陆读者如云，可是我读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几次忍不住要掉眼泪，没想到他在美国竟如此不得意，难怪王汎森先生告诉我：《黄河青山》就是一本《华工血泪史》!许先生说：“黄仁宇的文章写得不错，他太太帮他忙的。他讲课不行，口音太重，湖南话。他是很可惜的，原来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比我们岁数都大，可他是余英时的学生。所以，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思乡？他寂寞!为什么爱国？他委屈!”

 

回望在1970年代，杨振宁和何炳棣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的一些言论，我深感困惑。许先生说：“杨振宁我能解释，何炳棣我也能解释。杨振宁是年纪小就离开故乡，后来的所见所闻影响他。他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数学不能成为人性的学问，那是专门的知识，没办法转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国作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国来了，知道被欺骗。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杨先生是很单纯的爱国主义。何炳棣有一种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到九十岁了还不能免除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贡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师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后来发现北京和台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转弯了，开始回南港来了。他对隔一代的人很宽厚，特别是威胁不到他的人。”

 

我谈起2007年到美国访问老一辈华人学者时，听说了许多人在美国受洋人气的故事，而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也闹了不少笑话。许先生接话：“不过，也不能轻视老一辈研究汉学的美国学者，像史华慈，他超过中国人的研究很多很多。”我说：“我到波士顿访问林同奇先生，他就对史华慈迷得不得了。张灏先生则说自己是‘殷门余孽，班门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师’史华慈。”许先生笑道：“班老师确实是学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