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政治的活力与困境
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因此，我主张将建构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 rules consciousness ）而不是“权利意识”（ rights consciousness ）。
于建嵘：确实，中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显示出了一定的创造和适应能力。但对于今天中国社会获得的稳定而言，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体现的却是“刚性”。根据我这些年的研究，我最近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即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这种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其次，“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再次，“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具有非程序和非法制性。这种稳定状况有着十分大的政治风险的。
裴宜理：你关于刚性稳定的提法我是同意的。仅凭这一点，那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论”也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并不是其它国家能够模仿的，这种夸大中国成功经验的普遍适用性的观点也是有些问题的。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务实主义的创新
于建嵘：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的确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认识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改变执政理念，更需要系统的制度建设。这其中如何充分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并使之与现代信息社会的结合就变得非常重要。
裴宜理：我一直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历史还是当代的政治，都有许多非常积极的东西，比如中国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关心大众教育、关注大众福利等等，不妨把这些宝贵的政治传统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资源之一。但在这过程中也要注意摒弃某些负面的遗产，比如崇尚暴力等等。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即“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体制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于建嵘：这届中国政府在农民问题的处理上，确实较为务实。从减轻税费、取消农业税开始，就标志着政府已经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重要日程上来，“胡温新政”也成为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恪重民生、砥砺亲民”是中央政府处理三农问题的重要出发点。现在，农民种粮有补贴，针对农民的各种提留、摊派和不合理收费也被停止了；义务教育得到正式推行，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目前，政府正试图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我觉得，政府政策的这些变化，正是从传统的治理模式中汲取了精华，它经过与现代政府执政理念的结合，逐渐融入制度的运作当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务实性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压力的后果。特别是在当前的科技条件下，信息化时代表现出来的特征迫使政府提高管治能力，改进管治技术，不得不重视现代社会信息发展和舆论传媒在社会管治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或者说，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靠利用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达到维护稳定的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裴宜理：你提到要重视信息技术和舆论传媒的作用，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我们看到，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复杂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在大范围内被迅速扩散开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务实和更平民化。如孙志刚事件直接引发了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待流民问题的规章制度。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厦门 PX 事件等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网上很多信息可以促使国家预见并及时消除群体事件，还可以促使国家修改规章制度（如制定新的环保法）。这些规章制度的修改直接回应了民众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政府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办法，即通过网络改善政治治理。
于建嵘：网络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使中国的统治表现出了一定的务实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中国执政者试图从时代特性中寻找到中国社会统治更深远的逻辑。但是，从世界政治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来认识，任何政治理念和统治方式都有可能被更先进更合理的所取代。这要求执政者有危机意识和创新精神，否则，就没有前途。
裴宜理：实际上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比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帝国体制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制，它是如何设法生存下去的？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改变中，它是如何应对大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的？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关心并努力探索答案的问题。
孔孟理想中的“天命”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合法性的哲学理念，它强调统治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从民生出发。 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务实的政治哲学，正如俗话所说 “成者为王败者寇”。在传统中国国家的治理中，不少具体制度是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机构间的利益而设的，这些制度非常务实并不断更新以便更好适应新的需求。如帝国制度中的各种临时赈灾措施、防范官僚腐败的措施、各种直接进谏皇帝的纳言渠道、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为监管和征税而设的保甲和里甲体系等。这些制度增进了精英与大众间的各种纽带，在各个时代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于建嵘：也就是说，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在我看来，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目标是使中国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
裴宜理：孔夫子说过，“六十而耳顺”；这用来形容新中国 60 年的国家体制也十分合适。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治理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后冷战时代，实事求是的民本主义 处理方式替代了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用邓小平话说，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曾经认识到从实际出发的民本主义可以促进政治再生与增强政治活力。我也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更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而社会要和谐稳定，就得关注大众参与和民众的利益表达。
（原刊于《南方周末》 2009 年 12 月 24 日，题为：《韧性稳定：防范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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