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权力无非是一种“命令—服从”关系,一个正式、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就是在纵向上规定了权力的层级,在横向上分立权力的界别,有如一个“井”字形结构。
晚清的封疆大吏勒保早年在成都任通判
(相当于副市长)
时,因不讨上司与同僚欢心,一直郁郁不得志,衙参都无人理睬他。后来新上任的四川总督(
相当于省委书记
)是勒保的故交,对他很是亲热,勒保参拜时,总督戏谑他说:“
不要汝磕狗头。”
又叫随从帮他除衣脱帽:“
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这么做,显然暗示了他与勒保的关系非同一般。众同僚见状大惊,从此一改之前的冷淡,对勒保刮目相看。虽然勒保的官职还是成都通判,但他的权力值肯定大异于从前了。
相同的官位,嵌入不同的关系网络中,产生的权力值是大不一样的。那部分不受正式权力结构设定、可增可减的权力,我将它称为“隐权力”。
其实,官场上存在着两套权力系统,一套是正式的官僚体系,另一套就是非正式的隐权力系统,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正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些识别符号显示出来: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隐权力并不是根据官位之高低来排序,它在正式权力结构之外自成体系,其价值取决于个人在某一关系网中的地位,与人情、关系、陋规、面子有关。
一
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多时候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隐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名原来失意落魄的候补道台因为关系网络的改变,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这是我们观察隐权力系统如何建立,又如何运作的一个绝佳案例。
一日,刘中丞正在传见一般司、道,忽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类似于中央政府公报),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臬台(即按察使)是当小军机出身,说道:“据司里看起来,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来简放钦差,查办的是山东,上谕上一定说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备;等到了山东,这钦差可就不走了。然而决计等不到钦差来到,一定亦预先得信,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刘中丞道:“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司、道听了无话。送客之后,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个要好的小军机写给他的,上头写得明明白白,是中丞被三个御史一连参了三个折子,所以放了钦差查办。刘中丞至此方才吃了一惊。
上面的刘中丞指浙江巡抚,按清代官制,巡抚领右副都御史衔,右副都御史古称中丞,所以巡抚又尊称为中丞。阁抄与京信,隐喻的正好是一明一暗的两套权力系统,即正式的权力系统与非正式的隐权力系统。简放钦差是正式权力系统实现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为了防止被查办的官员早做防备,中央政府在阁抄上放烟幕弹,但真实的情报还是会从隐权力系统泄露出去。在正式的权力系统中,那些小军机只是军机处的小吏,职卑权微,但到了隐权力系统中,他们就成为封疆大吏巴结的对象了。在某种程度上,外放的大员是要“服从”这些朝中小吏之“命令”的。
钦差奉旨办案,挟天子之权威,地方官不能不小心伺候。钦差禁止随员出门会客,各官来拜也一概不见,又叫人打造新刑具,这个架势显示了正式权力系统的公事公办原则。但钦差只是拉弓并不放箭,一连两日不见动静,煞有介事的关防严密也是虚张声势。到了第三天,钦差给刘中丞送去了一份涉案官员的黑名单,行辕关防忽然就松下来了。原来钦差这一趟出来办案,目的并不在整饬吏治,而是想趁机敲诈地方官。
二
关防既松,钦差的随员偶尔出来走走亲戚、叙叙年谊,一个建立在关系网络之上、联结钦差衙门内外的隐权力系统悄然生成了。杭州候补道台过富因为与正钦差有师生关系,与钦差亲信有同年关系,自然进入了这个隐权力系统。
根据隐权力法则,我们可以评估出过道台进入隐权力系统前后的权力值。清代的道台,正四品,官不算小了。过道台又是正途出身,祖先在官场上也给他留了一点人脉,按理说,他的官应该当得比较顺当才对,无奈他烂泥扶不上墙,挂职17年还是个候补,最后被安排了一个看管城门的差事。可以说,过道台的正式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原来的隐权力资源也仅限于上代的面子。但是,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后,全新的隐权力系统生成,过道台的隐权力资源显然今非昔比了。而且隐权力的改变,迟早将促成其正式权力的再分配。
果然,当刘中丞得悉过道台与钦差大臣原来有亲密关系之后,立马依了臬台的提议,给过道台委了两个肥差。为了表示与过道台特殊的亲近,刘中丞还闭门谢客,单独约见他,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擦背,亲热得实在有点肉麻。
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道台的顶头上司,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属僚示好。但是在隐权力系统中,过道台具有他不具备的从钦差那里传递来的隐权力,如今正是钦差办案的非常时期,刘中丞需要假借这种隐权力来摆平事情,所以与过道台套近乎也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