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天下的大国姿态
唐朝建立之初,北有东突厥,西北有西突厥,成为唐之强敌和唐交通西域的障碍。历史注定,这个伟大帝国要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瞩望的强国,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
对于突厥,唐采取远交西突厥、近攻东突厥的策略。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唐将李靖统军出征,击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唐朝声威远及异域。这一年,“西北诸番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意为可汗之上的可汗)”。对于这前古未有之尊号,太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太宗接受了这一尊号,对西域各国君王进行了册封。这“天可汗”的称号,不是唐太宗一人的荣耀,而是古代中国前所未有的一种世界大国地位的尊荣。
唐灭东突厥后,与西突厥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贞观十四年,唐将侯君集率军取高昌,西突厥畏惧不敢救,唐于高昌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唐军击平龟兹,移安西都护府于此,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唐朝取得了西域控制权。这一年,西突厥五咄陆部与碎叶川西(今中亚楚河)的五弩失部内战失利,遣使向唐请降。随着唐朝政治上的日趋稳定、经济上的日趋繁荣和对突厥战争的胜利,唐朝在世界上的威望与日俱增。
丝绸之路复通,唐朝发展了与西域、中亚以及更远的南亚、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它的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很快便对当时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到中国去,学习汉文化,成为东亚日本、新罗以及中亚诸国士人的共识;到中国去,获取精美的丝绸从事转手贸易,对于中亚、南亚、波斯的商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唐朝文化开放,各种宗教兼收并蓄,所以世界各地的宗教徒都希望到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于是国使、留学生、学问僧、商旅纷纷奔波在通向大唐的陆道与海路上,到长安学习政治制度、儒释道、汉语以及唐人的服饰礼仪,把这些带回和传入本国,成为他们的神圣使命。
太宗不失“天可汗”的胸襟和风度,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国姿态,一边注意吸收外来文明,一边慷慨大度地输出自己的文明。他统治下的唐朝向全世界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进入鼎盛时期。
在8世纪下半叶前,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百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到百分之二,如果加上突厥后裔,会达到百分之五左右。在长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随时可见中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入华译经传教的南亚僧侣、胡族出身而入仕唐朝的朝廷官员或番将、成千上万的太学中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相貌、服饰、语言、习俗不同,但都和长安人一样,共同享受这伟大帝国的繁华。
入华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担任官职,可以经商置业,可以带兵打仗,可以娶妻生子(只是不允许将中国妇女带出境外),像今天拿到了美国绿卡的人在美国生活一样,他们在中国,跟中国人一样生活,甚至比今天在美国的外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之后,唐朝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基本上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此,唐朝诸帝始终享有“天可汗”的地位和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