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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父们怎样看缺乏神圣信仰根基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信仰几乎和法国的无信仰一样使亚当斯不安。亚当斯发现罗马天主教与他的新英格兰清教徒主义教义和实践相对立。在费城，他去了一个天主教教堂，再给亚比加尔的信中他写到：
今天下午，出于好奇，又被一些朋友引领着去了母亲教会，或者叫祖母教会，就是罗马式礼拜堂。听到了一个不错的，简短的，有教益的短文，是关于父母对孩子的责任的。它谈到，父母要处于公义和仁爱来保护孩子属世的和属灵的利益。今天下午的活动真是遭透了，对我的触动很大。那些不幸的人，攒着珠子，唱着一个字都不懂的拉丁文的圣歌《我们的父》和《圣母颂》。他们的圣水——不停的在胸前划十字——不论在哪听到耶稣的名字，都要鞠躬——他们的鞠躬、下跪，以及在祭坛前的跪拜。神父的衣服布满了花边——他的讲坛是金色的丝绒。祭坛的装饰很丰富，到处都是小雕像和十字架，还点着蜡烛。但我该怎样描绘那张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图画呢？图画被挂在祭坛上方，镶嵌在一个大理石框中；画面中，耶稣的表情痛苦，伤口流着血，向下滴。
亚当斯被那优美的音乐所打动；他说，那唱诗班的歌声“非常的甜美和精湛。”但这歌声是在迷惑人，而不是引人归主，“这里的每样东西都能吸引人的眼目、耳朵和想象力。每样东西都能吸引和迷惑那些头脑简单和无知的人。我在想路德是如何破除咒语的。”
几年前，在论文《论教会法和封建法》中，亚当斯就曾发表过对天主教的不同看法。他反对在美国施行教会法，因为那是“罗马的神职人员为扩张他们指令的范围而制定的。”据亚当斯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已经：
找到了方法使全世界相信，上帝已将天堂的钥匙交给了他们，他们可以随意打开或关闭；上帝还给了他们豁免于一切律法和道德的权力；批准各种罪和罪行的权力；废黜诸侯，使臣民不再效忠的权力；掌管雨水和阳光的权力；掌管地震、（鼠疫、）瘟疫、饥荒的权力；甚至从葡萄酒里创造基督的宝血，将面包变为神的身体。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的本性：被奴役所捆绑，被他和他下面的暴君所残忍、可耻、可悲地奴役，在启示里面早已预言，他（暴君）会将自己高举过所有的神和人们敬拜的对象。
亚当斯发现法国的天主教会也同样令人厌恶。在法国，他尽可能去参加信教的崇拜；偶尔，处于社交或政治原因，或为了更好地了解法国，他会去天主教堂。每次去，他都觉得他们的仪式很美，却又惊讶于他们的迷信、异教主义和对穷苦人的欺压。一次，亚当斯到西班牙旅游，他的外交责任与他的新教主义和（或）共和主义原则产生了冲突：
那天是国王的宴请日，而我们碰巧参加了大弥撒的仪式。我们看到了主教和牧师的行进队伍，穿着惯有的丝绸、天鹅绒、银的和金的服饰。主教在教堂的每个转角处都向人们伸出手，表示为他们祝福；而那些人为了表示对这神圣祝福的深深的感激，在主教经过时都屈膝拜倒在地。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也这样做。但我仅使自己向他鞠了个躬。主教的鹰眼没有放过我这个伫立在众多跪拜者中间的人：但毫无疑问，他从我的脸色和神情，尤其是衣着上看出来，我不是西班牙人；他断定，我是个来旅游的异端分子，不值得他使用权威使我那僵直的膝盖弯曲。他的眼睛盯了我很久。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指责：“你不仅是个异端分子，还不是个绅士。一个绅士会尊重一个国家的宗教和做法，在不付任何代价的仪式上也会在外表上顺从。”
亚当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辩护者，自由主义者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也有类似的评论。当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宣称是时候该抛弃所有由“原罪的野蛮传统”引申出来的概念时，亚当斯很清楚她的意思，写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完全抛弃基督教信仰。”当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骄傲地宣称，现今的人类已经能自由地追求科学事业时，亚当斯指出，“是宗教和政府实现了这一点。”当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谈论民族道德时，亚当斯问道，“这种道德什么时候能实现？如果这种道德不来自于基督教信仰和政府权力，那它来自于哪里？然而，这个疯女人要毁掉基督教信仰。”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谈论道德随着时间而进步，亚当斯回应道，“在耶稣的时代之后，我不知道人类在道德上有什么进步。”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认识的完善能防止过度的激情；现实主义的亚当斯回答道，“认识只能使对抗更微妙，更科学，但激情不会消失，只能被平衡。”当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称赞大卫·休谟时，亚当斯说，休谟是“比被他称为傻瓜的洛克先生更大的傻瓜”，又补充说，“如果曾有一个智慧的傻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思想深邃的花花公子，那就是大卫·休谟。他比伏尔泰和卢梭坏得多，是一个比浪子还坏的严肃、斯文的玩乐者。”针对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平等思想，亚当斯称，“唯一正确的人类的平等是耶稣所教导的：‘己所欲施于人’。耶稣还教导说‘凯萨的归凯撒’。”在书的最后，亚当斯可能觉得对这个女人太苛刻了，所以写到：
这个女人有着男人一样强的理解力。她写作的风格谨慎、清晰，通常很优雅；尽管有时太啰嗦。凭着对公共事务的一点经验和阅读及对所读作品的思考，她本可以写出一部没有严重瑕疵和污点，注释大胆的历史。
通过论述人类品质的完善和提升、人的完善和其才能的完美这些非凡的课题，她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好的愿景。啊，这是多么虚假的、毫无根据的论述。
然而，她无法接受实现她的殷切预言的唯一途径：政府的组织形式。只有通过错杂的、联合的和平衡的政府形式，才能限制各阶层人们的激情。
类似的评论也能在亚当斯的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普里斯特利、柏林布鲁克和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到。亚当斯坚决地支持神启示的宗教、有组织的基督教和政府应遵循的神圣原则。[3]
古维诺尔·莫里斯坚持认为，因为法国人道德低下，美国宪法在法国不能发挥作用。他注意到了法国人对信仰的不敬、对暴力的热爱、对诺言的违反和在性上的不忠。莫里斯准确地预言了他们行为的结果：革命、无政府主义、暴乱、恐怖和最后的专制主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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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约翰·艾兹莫尔（美国宪法法官，历史学者和知名作家）著。 译者：暂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01月1版，第9章。
[2]摘自《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约翰·艾兹莫尔（美国宪法法官，历史学者和知名作家）著。 译者：暂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01月1版，第11章。
[3]摘自《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约翰·艾兹莫尔（美国宪法法官，历史学者和知名作家）著。 译者：暂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01月1版，第15章。
[4]摘自《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约翰·艾兹莫尔（美国宪法法官，历史学者和知名作家）著。 译者：暂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01月1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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