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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父们怎样看缺乏神圣信仰根基的法国大革命？
对秩序的热爱避免了美国独立的“设计师”们将整个国家引向混乱不法、血流成河，最终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沦为暴政。他们是极重视这种平衡的。
使汉密尔顿信心复苏的一个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他称法国政府是“是有史以来最让人类蒙羞的、最罪大恶极、最暴虐专横、报复心最强的政府。”提到“法国大革命令人厌恶的情景”时，他坚决要求美国人绝不参与“这样可怕的、像火山一样爆发的无神论、堕落和荒谬行为……这残酷、流人血的可恶制度…… ”
汉密尔顿担心法国无神论和目无法纪的情形可能蔓延到美国。他变得更加确信基督信仰可以提供为人民急需的道德限制，包含培养公民美德。[1]
1789年，华盛顿总统将莫里斯派往法国，随后任命他为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不喜欢法式道德，十分憎恶法国大革命，但在法国任职期间，他还是积极地维护美国利益。在法国“恐怖时代”(the Reign of Terror)，他是唯一留在法国的外国大使。有好几次他在法国的住所遭到搜查，他本人也因没有“公民卡”而被逮捕过一次；每次他都提出抗议，且都以法国政府极不情愿的道歉告终。
莫里斯早在1789年就预感到法国大革命将导致“可能的暴政。”造成他如此悲观的理由是法国人的道德水平低下：
这个国家（法国）革命的原材料十分差劲。每个人都同意道德最终会枯竭；但是这个笼统的概念还无法让美国人理解其堕落的程度。成千上百的轶事和例子可用以说明每个成员的极端败坏。也有些女士先生道德情操极为高尚，我自己就有幸认识多位；但他们对自己的背景却讳莫如深。尽管如此，正是靠着这些碎片要在这里建起伟大的自由大厦。也许会如散落在他们国家整个地表的石头岩层一样，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变坚硬；但也很有可能会分崩离析，压倒在各位建筑师身上。
……有一个超越各阶层的重大原则，是对违反约定的完全漠视。反复无常的因子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骨髓之中，如果今天一个身居高位要职的人嘲笑他昨天予以郑重支持的东西，没有人会觉得有悖常情。连贯一致倒令人乍舌。由此可以判断出联合的价值有多大，这样的东西是否应当被提出、甚至应当通过与否。普通人民大众没有宗教信仰，只有牧师；没有法律，只有他们的上级；没有道德，只有他们的利益。就是这样一帮人，在烂醉如泥的助理牧师带领下，现在正在自由的高速公路上狂飙，他们利用自由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各处为了填饱肚腹而起义。
从多处信件和日记可以看出，莫里斯深深为法国人民道德沦丧而悲叹。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个畸形，建立在错误基础上，因此注定以惨败告终。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体现出了他的思想。他生动地描述了无孔不入的漠视人类生命的现象及种种猖獗、目无法纪的现象，这些现象清楚地表明了，所谓的革命倘若不是建立在神圣法的真正原则之上，将会沦丧到多么野蛮的地步。
莫里斯认识到法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健全的信仰原则。他在巴黎写信给杰弗逊说：“与此同时，对宗教信仰的公开藐视，也冒犯了所有头脑清醒的人。”他写信给托马斯.平克尼说：“我在这个国家待过，看见他们崇拜许多偶像，却很少敬拜真神。”他希望有部宪法作为“遵行上天旨意，扩展自由所带来的祝福的主要方式。”但他也怀疑这一天是否会来到，“没有道德改革，自由只不过是空谈，但我还没发现道德改革是否已在进行。”
尽管莫里斯唾弃法国人的道德，他仍盼望法国能够建立起一个最佳政体。然而，他也相信，美国的宪政共和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虽然莫里斯相信政府的性质应当因其人民的性格而异，他也谈及自然法和万国法的绝对原则。他坚持认为：“各国的安宁自由只能在正义的基础上得以维持。”
他相信这些原则在不同国家适用方式不同。对一个具有高度宗教性和道德感的民族（在莫里斯眼中美国人就是这样的）适用的政体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如法国就不适用。[2]
亚当斯说，可能再没有什么比法国女人厚颜无耻的放荡更令亚当斯震惊的了：她们暴露的裙装，下流的幽默，婚外情和在公共场合赤裸裸的谈论性事。在自传中，亚当斯写到，一个民族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妇女的道德上。他说，男人们在道德上可能会放松，所以妇女必须定下社会的道德基调:
通过阅读政府的历史和人类生活文明的历史，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妇女的道德是衡量一个民族道德品质的最精确的晴雨表。所有我读过的和在不同国家观察到的都证实了我的观点。妇女的道德决定了共和制政府在一个国家是否行得通。当妇女失去她们的庄重和家庭美德时，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瑞士人、荷兰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公共精神、共和制原则和习惯，以及他们政府的共和制形式。
民族道德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家庭。当孩子们在幼年受到松散的道德规范和放荡的习惯影响时，学校的教导是无用的。孩子能暴露父母的恶劣行为和做法。当孩子在成长的初期得知他们的父母对彼此不忠时，怎么可能在他心中形成正确的道德或信仰上的神圣感。
亚当斯指出，法国天主教徒们将婚姻视为教堂里的一个仪式，结果，他们对婚姻誓言的藐视也构成了对信仰的不尊重。“天主教的教义是，婚姻不仅是一个属世的、道德的契约，而且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是献身信仰的最庄严的誓言和约定之一。除了为斯文和方便的政治目的而设置的面纱、遮布、虚伪的托词，他们还能将信仰和道德想象成什么呢。”据亚当斯所说，法国人的不道德关涉神的永恒律法，并对政治和政府有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共和制只能在品质优秀的人中得以兴盛。1789年，他针对美国宪法说，“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对其他任何政府而言，是不充分的。”亚当斯确信，共和制政府永远不可能在法国实现，而且早在许多美国人得知法国大革命的过火之前，他就反对法国大革命。他担心一个“三千万无神论者的共和国”的命运，因为火热分子和煽动者会占据优势，法国人最终会变得“没有平等的法律，没有个人自由，没有财产权，没有生命权。”他写信给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仰慕者，布拉德·霍利斯，“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你一定会看到我是绝对正确的。”当法国大革命发展到无政和肆意流血的崩溃状态时，亚当斯说，“在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最令我惊讶的是，全欧洲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预言或预告这推翻王权和破坏欧洲和平的灾难。”即使是原始人也能建立一个比革命后的法国更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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