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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演：赫鲁晓夫“逼宫”与“被逼宫”
1954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会见。
新的“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斯大林逝世后的24小时内，苏共所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这当然是一次权力重新分配的重要会议。新的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10人组成。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贝利亚成为这个权力无限大的部的部长。而经贝利亚提议，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被推举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任。
“三头政治”浮出水面：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三人，分别继承了斯大林在世时曾一手独揽的三个权力支柱：赫鲁晓夫——党，马林科夫——政府，贝利亚——克格勃。其后的权力之争，赫鲁晓夫如何集众人之力剪除贝利亚；如何借助朱可夫转危为安粉碎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三人反党小集团”；又如何兔死狗烹地“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朱可夫国防部部长的职务等，已经是世人皆知了。正是通过这一场场无情的争斗，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有一点值得关注，当赫鲁晓夫取得绝对胜利，把马、卡、莫打成“反党小集团”后，卡冈诺维奇等人深知“反党小集团”对于他们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斯大林对于反党分子的做法，他们都曾身临其境，甚至亲自参与过。如今他们也落到这样的下场，其恐惧心理可想而知。在中央全会闭会两天后，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请求宽恕的电话，“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您已经多年了，我恳求您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对待人们的方式来处理我”。赫鲁晓夫回答：“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如果你们能像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信守了承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更没有被处死，并且都安排了工作。比起斯大林时代对“反党集团”的处理，这要开明得多。赫鲁晓夫毕竟推进了苏联社会文明的进程。
铁托：“问题在于制度”
铁托对于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问题在于制度。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
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史（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陈独秀一针见血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度决定人。
亚美尼亚演员萨基扬讲过斯大林“虎死不倒威”的一个细节：
一次，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戏，消防队来检查，说是摄影棚电线的布设有违安全规章。厂长和制片主任轮番解释，中尉消防队长不为所动。这时，“斯大林同志”（扮演斯大林的演员——作者注）举着烟斗缓缓走过来：“中尉同志，不要妨碍我们工作。您是在浪费宝贵的进口胶片。停止无谓的检查，立即回去办正事！”中尉见状，顿时脸色发白，嗫嚅着说：“是，斯大林同志，请原谅……”
一个强悍人物身后产生的影响，会形成经久不衰的强大磁场。身陷其中的人身不由己地“人推着不走，鬼催着飞跑”。
从本意上说，赫鲁晓夫是在极力改变斯大林形成的现状。他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苏联曾刮过一阵风：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镇。不必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广场等了，甚至什么莫洛托夫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断涌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作出决议：今后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鲁晓夫视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随着水电站的建设，周边发展起一座新型的城市。当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驶近城市时，大家看到，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在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开头表示了一番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高的荣誉。当这一城市的领导以为得计心中暗喜之际，赫鲁晓夫变了面孔，拉下脸来训斥道：“中央三令五申，你们就是把中央的决定当作耳旁风。这是听我的呢还是不听我的？你们把我究竟是往哪搁？”
在此书中，谢尔盖还写下这样一段话：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和权威的确立，“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这时的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动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1964年十月会议上，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所做的报告中，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十五大罪状，其中有这样的总结：
在此前二三年时间里，他手中集聚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开始滥用权力。他还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全国的成就功绩都记在自己名下。他根本不把主席团的权威放在眼里，蔑视主席团其他委员，对其颐指气使，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以及周围所有的人总是没完没了地予以训斥……
当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权威得以树立后，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在各种会上，他经常粗暴地打断报告人的话，插上一两句尖刻的批评意见。登峰造极的一个事例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因发怒而脱下皮鞋敲讲台。
美国人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这大概也代表了西方人的观点：
一个在斯大林死后集体领导口号叫得最响的人，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变成了肉麻的个人迷信的焦点，其程度甚至要超过已故的独裁者。赫鲁晓夫的画像到处悬挂，没有哪一篇演说，没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颂扬他的伟大……
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他本人。专制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魔椅。一方面是独裁者个人的陶醉和膨胀，极权专制必然导向“吾皇圣明”、“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是“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当你一旦进入专制独裁的权力场，对自己的前程有所企求时，能不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讨他欢心吗？“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毙”。共恶就是这样形成的。每一个生活于其间的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心或无意，都在起着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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