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如果换算成年增长,就接近了9%。这是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也使德国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扬眉吐气。自这次世界经济大衰退以来,德国政府一直拒绝跟从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内部的重重压力。现在德国人终于可以说:我们的模式更优越。
当然,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如同股票市场一样跌宕不安,很难拿这么一个暂时的数字判断一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是,“德国模式”的显山露水并不在这一个季度。在这一季度数据出来之前,美国的著名劳工律师托马斯·盖根(Thomas Geoghegan)已经出版了一本新书:《你是否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他认为美英所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已经被“德国模式”所代表的“莱茵兰(Rheinland)资本主义”所击败。这几十年来西方媒体上到处在谈论“旧欧洲”的衰落,近些年也高唱“中国崛起”。特别是在美国,在1970年开始就一直在谈论欧洲福利国家的崩溃。但事实上,这种“欧洲崩溃论”甚嚣尘上了40年,欧洲却越来越好,美国则在走下坡路。这也是为什么盖根为美国人感叹:我们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数据。2009年世界银行所公布的人均GDP,挪威为7万9090美元,瑞士为6万4708美元,丹麦为5万5995美元,荷兰为4万7918美元,美国为4万6436美元,法国为4万2312美元,德国为4万874美元。如果退回40年,算算1969年的GDP,按当时的美元面值,美国高于所有欧洲国家,为4802美元,瑞士为3260美元,丹麦3068美元,挪威2878美元,法国2827美元,荷兰2553美元。比较一下就知道,欧陆这些福利国家,在美国人的“崩溃论”中纷纷赶超美国。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这些数字论高低。但是,面对这些数据再没完没了地讲欧洲福利国家病入膏肓、难以持久等等,恐怕已经讲不通了。
福利主义不一定造成高失业率
以美英那种“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尺子来衡量,欧陆“福利国家”税收太高、政府管制太严、劳动力市场太不灵活,造成了高失业率。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德国,自然成了美国人攻击的首要目标。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仅4%,德国则高达10.7%。到2005年,美国失业率为5.1%,德国则高达11.7%。德国模式崩溃之说自然越叫越响。但是,到了200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9.3%,德国则降到了8.2%。最近的数据是2010年6月,美国失业率为9.5%,德国为7.3%。高福利带来高失业的理论,到这里又说不通了。
不错,美国的人均GDP虽然已经被许多欧洲福利国家赶超,但还是高出德国5000多美元。不过,我们必须看看这GDP背后的名堂。美国人均一年开车的距离为1万3400多英里,开车的人均年度消费接近7000美元。也就是创造了人均将近7000美元的GDP。德国人则大部分使用公共交通,这方面的开支要小得多。另外,德国人花在医疗上的钱仅为GDP的11%,也就是人均不足4500美元;美国则用去了GDP的17%,即人均将近7900美元,比德国人多花3400美元,但人均寿命则比德国人短一岁多。还有,以每10万人中的监狱人口计,美国高达756,德国仅95。美国关押一个犯人的费用高达2万2000多美元。如果以这个费用换算,美国通过大量的监狱人口,人均又比德国多创出将近150美元的GDP。如果把这些垃圾GDP去掉,美国人能像德国人那样少制造些污染,少点通勤时间,少点监狱的犯人,少生点病,那么美国的人均GDP恐怕要跌到德国的水平之下。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看这些人均GDP是怎么干出来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2006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间是1777小时,德国为1362小时,比美国人少工作400多小时!人均GDP已经高于美国的荷兰,人均年工作时间则仅为1309小时。这种差距,在此次大衰退中更是变本加厉。《纽约时报》早就注意到经济危机中美德两国职工不同的命运:美国人纷纷被解雇,或失去固定的工作后干两三个临时工作,收入减半;德国的职工则带薪到海外度假!
“中国制造”打不过“德国制造”
当然,德国的人均GDP是低一些。不过,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1990年东西德的合并。社会主义的东德,在经济上一穷二白,必须依靠来自西部发达地区的大量补贴,把德国拖得精疲力竭。美国人到德国调查逢人便问:“全球化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德国人总是说;“全球化对我们不构成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东德。”而这一回答,也揭示的德国奇迹“奇”在哪里。在美国,制造业大量外包,蓝领纷纷失业,理由是中国、印度的崛起,把大量廉价劳工带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太高,不外包就会灭亡。但是,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更高。这主要归功于其超高的福利和非常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德国人似乎并没有美国人那种压力,仍然把制造业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钱,而且在今年以前一直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如今这第一把交椅虽然被中国抢走,但是,德国8100万的人口,几乎和13亿的中国创造了差不多的出口额。况且,双方侧重于不同的领域,合作多于竞争。中国越是扩大出口,就越需要德国造的精密车床和仪器。日后全球经济回暖,需求上升,最先得益的也是拥有先进制造业的德国。“中国制造”无法取代“德国制造”,也打不过“德国制造”。
德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要归结于其独特的“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竞争,企业要为股东负责,工人只是完成这一责任的工具。“莱茵兰资本主义”则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企业伦理已经完全被制度化了。比如,企业董事会中,一般席位是工人代表。这些代表要自己在工友中竞选产生。他们和资方代表一起,决定工作时间、休假、雇佣、裁员、甚至技术投资等等关键性问题。这种职工董事,在德国大概要有50万左右。
想想看,一个8100万人口的国家,5000多万劳动人口,每100多个职工中,就有一个职工代表进入公司的董事会。他或她像奥巴马、希拉莉一样,不仅要参加选举,而且当选后有着真正的权力。无怪盖根评论说,美国的政治是名人政治,大家看的是布什、克林顿、奥巴马在电视里热闹,但老百姓并不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德国,政治可以完全不涉及这类知名人士,老百姓在基层决定自己应该休多少天的假、拿多少工资。当然,这些职工代表的根本利益,还是要保证其“选民”的工作。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是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吗?恰恰相反。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不敢轻易关闭,也无法随意解雇工人,只能培养工人。这样,制造业被保留下来;德国的工人在这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得以精益求精地深化自己的技艺。这也是德国的产品工艺先进、能够维持高昂价格的原因。按照德国的规矩,工资要集体协商。这不仅是工会一头是集体,资方一边也形成集体,即同类企业结成联盟统一工资。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区,你干同一种工作,到哪家工厂或公司都拿同样的工资。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在经营、技术、工艺水平,根本没有空间靠压低工价来提高效益。这和“中国模式”正好相反。也难怪,在美国制造业纷纷被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吓破了胆时,“德国制造”岿然不动。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化,这种能够珍重人力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的“德国模式”,自然会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茅于轼所谓“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中国模式”,则迟早要撞墙。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老故事。“德国模式”才是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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