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出现的暴力冲突引起世界注目以后,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重开接触对话。很多中国人也许不理解,一个流亡了半个世纪的老人,无一兵一卒,他在哪里安度晚年于国家之安定能有什么影响。达赖喇嘛回来了又怎样,不回来又怎样?他们看不到,达赖喇嘛的回归,不是个人问题。他是藏民族认同的精神领袖。流亡精神领袖的回归,是处理民族区域问题的钥匙。这一点,是有先例可借鉴的。这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
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民族意识高涨,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地区独立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和国家主权相持不下的时候,就会走向暴力冲突,造成和平时期的流血牺牲。英国的北爱,俄国的车臣,西班牙的巴斯克,曾经长年累月地在和平的大国头上笼罩着恐怖的阴云。不过,也有解决得相当祥和的地区问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就是其中之一。
一、加泰罗尼亚之特殊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域,位于西班牙东北部,濒临地中海,首府即世界名城巴塞罗那。如今的旅游者,在那里闻不到一点点火药味,但是只要读读他们的报纸,不难发现加泰罗尼亚的不同。那就是,那里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一般的西班牙人。他们以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而骄傲,以讲完全不同于西班牙语的加泰兰语为荣。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在西班牙王国框架内有一个自己的国家(nation),有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是自治的。当奥运会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时候,奥运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加泰兰语,而不是西班牙语。
和所有历史悠久的大国一样,西班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巴塞罗那为中心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区。加泰罗尼亚人在历史上就一直认为自己不同于以马德里为中心的西班牙王国,一直要求独立。1932年第二共和时期,加泰罗尼亚实现了自治。第二共和以及随后的内战时期,加泰罗尼亚民众倾向于左翼和共和国。于是,内战后的佛朗哥独裁阶段,加泰罗尼亚受到的压制就特别严重。
内战后期,巴塞罗那是共和国最后的临时首都。佛朗哥在1939年占领巴塞罗那以后,就宣布废除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解散了加泰罗尼亚政府,并在巴塞罗那残酷镇压左翼人士。原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官员,以主席贡巴尼斯(Luis Companys)为首,流亡法国。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逮捕了贡巴尼斯,将其交给了佛朗哥。军事强人出身的独裁者特别相信镇压的效果。佛朗哥把贡巴尼斯押到巴塞罗那,以军事法庭名义判处死刑,于1940年10月15日,就在巴塞罗那市区的山顶要塞里,枪决了贡巴尼斯。
从此,加泰罗尼亚就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区域“问题”。那里的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领袖是让马德里的佛朗哥给枪毙的。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文化受到压制,但是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要求自治。
二、一无所有的政府
贡巴尼斯死后,原加泰罗尼亚议会在流亡中立即成立了政府,任命了主席。政治流亡者往往难以团结合作,大多一事无成。1954年,原加泰罗尼亚议会的一群人,在墨西哥的原西班牙大使馆开会。墨西哥是不承认佛朗哥独裁政府的。这群人议决,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延续下去。他们还选出了新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一个叫塔拉德拉斯(Josep Tarradellas)的人。
塔拉德拉斯曾经是1937年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理兼财政部长。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法国流亡。他过着清贫的生活,长年住在廉价的旅馆里。有朋友来看他,他都请不起一顿饭。朋友们还看到,他的房间里甚至放着下雨天接漏雨的水盆。但是,他始终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名义和外界打交道,也和流亡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联系。他刻意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不代表任何一派政党,而只代表要求自治的加泰罗尼亚人民。
塔拉德拉斯身无分文,手无寸铁,他只有一个政府主席的名分,而这个政府老早就被佛朗哥宣布解散了。在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谁也不会把他和他的自治政府放在眼里,甚至佛朗哥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威胁。他的面前,似乎只有自生自灭这一条路了。
三、民主改革的需要
1975年底佛朗哥死后,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和新首相苏亚雷斯开启了民主制度的转型。政党合法化了,新宪法将要起草并交给全民公投,人民的意愿有了表达的渠道。于是,区域自治问题重新浮现出来。加泰罗尼亚问题是其中之一。
从政治理念来说,国王和新首相都是维护西班牙王国主权的君主立宪派,但是这开启民主改革的一君一臣有一个很明白也很现实的考量:你不可能无视民众的区域自治要求。同时,他们也明白,中央政府如果是独裁的,根本不打算给自治要求以生存空间的话,要求区域自治一方的分裂就会互相削弱力量,越分裂越不会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而对于民主的中央政府,自治呼声本身四分五裂就是一件最为棘手的因素,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单一的谈判对手。你和一个对手谈判达成的协议,不能为别的对手承认和遵守。于是出现了谈判和协议不断被破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