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绍任盟主后,虽势力强盛,已完全可与董卓分庭抗礼,但不知何故,却按兵不发,迟迟未有动静。而且每天的歌舞排场一场不落,每晚的楼台酒会亦一杯不少。曹操被惹恼了,掷地有声地对袁绍嚷出一句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的话后,便率领自己当时有限的五千兵员,单独“西向”,向董卓兴师问罪去了。曹操被杀得大败,回营后难免要对袁绍骂几声。袁绍理亏,便不断地安抚曹操,但“按兵不动”的既定方针却是一丝未改。
看来谁都被袁绍蒙在鼓里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对董卓进行讨伐,报仇雪恨的念头也只是一闪即逝。袁绍只是将董卓看成一次机遇,正好借此壮大自己的力量。不多久,联合部队中除骁勇无比的孙坚曾以单挑之势与董卓交过手之外,联军本身则迅速作鸟兽散,当真是来如风去如电。
“西面的事别去管它,咱另立一个朝廷吧,刘虞汉室宗亲,就是一个现成的人选。”袁绍向曹操提议道。这样的糊涂事曹操是不会做的,曹操当时的志向是整理河山,一匡天下,而不是分裂版图,加剧动荡。但据此,却也正好看出了袁绍的可鄙之处:董卓在长安挟制老皇帝,你袁绍在家乡河北邺城另立新朝廷,倘如此,袁绍在和董卓旗鼓相当的同时,不也就沦为董卓的一丘之貉了吗?
袁绍野心勃勃,眼力却实在差劲,曹操虽明确告诉他刘虞肯定不会同意,但他仍然一意孤行。结果当然还是曹操正确:刘虞逃到山里去了。
袁绍没有对董卓发出一兵一卒,却加紧了盟军内部的内讧。自胁迫韩馥让出冀州牧之位后,他又与另一个盟友公孙瓒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袁绍之过河拆桥,不讲信义,在对待这两个盟友的态度上得到了极为昭彰的体现:当年推袁绍为盟主,韩馥用力最勤,立刘虞为帝,韩馥也是他的主要同谋,谁知最后,却反而成了他砧板上第一块肥肉;为迫使韩馥让出冀州,公孙瓒对袁绍帮助最大,一旦韩馥被迫自杀,袁绍立即又把矛头对准了公孙瓒。
在与公孙瓒相对较为惨烈的战争中,袁绍大将麴义
(部分也包括张郃)
劳苦功高,甚至还救过袁绍的命。然而正所谓
“狡兔死,走狗烹”
,公孙瓒一败,袁绍便借口麴义忤傲不逊,把他杀了,并顺势整编了麴义的军队。
这时的袁绍如一只绩优股,骤然升值,威风不可方物。治下幅员辽阔,冀、青、幽、并四州尽入囊中,其“家天下”也初具规模。当然,由于天生的弱智短视,他也为家业的最终毁灭预挖了陷阱。他让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各拥有一座州郡,表面上说得好听,说是借此观察一下儿辈们的才能高下,其实却是想为自己宠爱的幼子袁尚培植势力。
袁绍宠爱袁尚的两条理由也很不上台面:第一,袁尚为自己宠爱的后妻刘氏所生;第二,袁尚在三兄弟中长得最像奶油小生。对自己相貌颇为自诩的袁绍,当然会将相貌的高下视为才能高下的可靠标志。然而,正是这种匹似欧洲查理曼大帝将国土一分为三的举动,为袁绍死后疆域的分崩龟裂、兵戈扰攘,预埋了祸种。
谋士沮授当年劝袁绍迎奉皇帝,袁绍不予采纳
(潜在的理由是:此乃乱世,匹似秦失其鹿,先入咸阳者为王)。
当曹操后发制人,
“挟天子以令诸侯”
时,袁绍又老大不高兴,在致曹操的信中,他态度强横地要求曹操把皇帝送到邺城来。曹操拒绝了,自此,两人正式交恶。虽然曹操惮于袁绍的势力曾做过一些妥协,如将高于自己的“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但袁绍仍愤愤不平。
不久,在袁绍的授意下,一封出自三国著名刀笔吏陈琳手笔的讨曹操檄文,开始风行于大江南北。鉴于该信措词尖酸刻薄,骂尽了曹操祖孙三代,曹、袁势不两立之势,已无可转圜。
三国三大战役的第一仗—官渡之战的大幕,在一种
“黑云压城城欲摧”
的气氛中被拉开了。我们都已知道,这一仗是曹操的“奥斯特里茨”,袁绍的“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