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 阅读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值是何等强大。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像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15】 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16】 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注释】
【1】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页。
【2】出处同上，第6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
【5】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6】《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7】出处同上，第157页。
【8】出处同上，第67至69页。
【9】“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10】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中国盐业史：盐业，牵动着历史大局
- 下一篇：没有了！
